浪迹天涯™

社会学家的思索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现实关怀
哲学家的思索充满了理性和感性的交织
文学家的思索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人文的批判
政治家的思索充满了平衡和制约的关系选择

那么经济学家呢？
经济学家的思索总是处在入世与旁观的张力之中
是社会边界的穿越者，是国家经济的积累者，是大众财富的创造者
石良平就是这样的一位经济学家。

什么是思想者？也许因为受到罗丹思想者雕塑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思想者都是一幅沉思的神情，一副凝重的样子。
　
    和石良平交谈，任何生涩难懂的经济问题他总是那样温和的道来，如行云流水。没有特别的沉思或者偶然的情绪爆发。但是他的朴实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深刻和启迪。能看到他的眼神里隐约的深邃。
    于是，我知道了，一幅沉思的神情，一副凝重的样子，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者的沉思和凝重，体现在他们的骨子里，表现在他们的眼神中，是富有灵气的深邃和远虑。

    如果思想是思想者的自传，那么思想者的人生经历往往是他人了解其思想的钥匙。
    我一直相信，任何人思想的形成，与童年时期的所给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这种培养有经意或者不经意的成分，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却意义深远。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石良平很感念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他一生中最尊重的人。
    就在石良平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正演进的如火如荼，书本和知识被束之高阁，在那个动乱的年月里，有一天父亲给了识字还不多的石良平两本书，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古文和白话相间的《说岳全传》，我能相信那时候只读到三年级的石良平吃惊茫然的表情。
    父亲接下来的话却让石良平如有所悟，“父亲那时候坐在我的书桌对面，表情严肃而且郑重，”他说，哲学对一个人一生很受用，能教你一种思维方法。第二句话说，中国的古文化，你作为中国人必须要懂，岳飞的精神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第三句话，如果你不懂，我教你。石良平似懂非懂的点头。
    这段经历，有点像乱世中退隐山林的武林高手向关门弟子传授武功秘籍，石良平后来的人生轨迹，印证了这位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
   “我估计我先喜欢上政治学，后来喜欢上经济学与父亲对我这方面的启蒙有关”。
    在父亲训导下，石良平养成了看书的习惯。
    虽然书中的思想有时候石良平并不是很理解，但是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一边看书一边啃着馒头，寂静的小屋里的石良平和不远的一条街上的高音喇叭、红旗、疯狂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到石良平从小学到了中学毕业。
    一个人长时间的和书卷交流，可以使他的精神变的强大，会不可避免成为理想主义者和具有批判性，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这样的人，冷峻沉静的表面下是火热沸腾的精神世界。

    1971年，16岁的石良平中学毕业到农村下乡锻炼。临走之前，一向不怎么和他交流的父亲又一次把他叫到身边，父亲这时候的眼里少了平日的严厉，多了一些慈爱。
   “父亲对我说，你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可能也就不回来了，可能我们以后很难见面，有三句话你要记住，第一句话，不管你一天多忙，必须静下心来看一千字以上的文字。第二句话，任何事情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要说假话。第三句话，再漂亮的女人不要看第二眼。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眼里隐隐的泪花，石良平才明白平时严厉的父亲内心的柔情。许多年以后，他才明白，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早已在为他设计人生了。
    父亲给了儿子一个寓言式的告戒。
   “父亲其实在指导我怎么做人，叫我怎样远离诱惑”。
    是啊，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他不出声，不张扬，埋的很深。

    星火农场，这个名字也带有燎原之势的农场，成了石良平接受农村再教育的学校，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那时候的石良平热血沸腾，疯狂的崇拜领袖，“人生自信200年，会当激水三千里”、“文明精神野蛮体魄”，这些毛主席语录成了他们人生的信条。
    “我们曾经迎着暴雨跑，冬天拿雪擦身，锻炼自己的体魄，晚上拼命读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魔鬼训练。”
    说这些的时候石良平一向严肃的面庞上浮现了笑意，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除了对自己身体的艰苦磨砺，在农场的7年光阴中，石良平几乎看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关于经济学以及哲学的书籍，列宁全集、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亚当斯密——，这些书籍，犹如文化沙漠里的一眼清泉，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成了日后他走上经济学之路的奠基。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石良平是多么的特立独行，他的这种特立独行是思想上的天马行空。我相信，无论那个时代的天空多么灰暗、单调和压抑，但对石良平而言，整个世界仍然是厚厚云层之上的阳光灿烂、云蒸霞蔚、辽阔无垠，他的世界，孤独而精彩。
    是啊，对于不同的人，世界呈现不同的面貌，在精神贫乏者的眼里，世界也是贫乏的，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他们生活在多么不同的世界上！

   “阅读，可能是我那时候对现实的一种反抗，那时候，直觉让我知道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但是一切又都表现得那样顺利成章，可以说，那时候我们都很迷惘。”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一个寻求信仰而不可得的理想主义者会转而寻求智慧的救助，于是成为智者。而这种来自于书本的智慧，促成了他人文观和思想观的形成。

    “在农村七年，我基本上这样，晚上十点钟开始看书，看到晚上两点种，天天如此”。那7年给石良平最大的感触就是什么叫农民，什么叫农业、什么叫生产。
    在国有农场这个相对“安静”的世界里，石良平完成了初期的社会实践和粗浅的经济知识的积累。
    而农场生活的艰苦实践，以及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成了他日后关心大众经济的起源。
    在石良平18岁的时候，作为技术能手的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红又专的他被提拔为“五七”连队副连长后又当选党校副校长。

    1977，石良平22岁。那年国家恢复高考，许多人的人生因此转型。
    或许人生之路就是一系列的转型组成的，宽阔笔直的人生大道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人生之路就是一个迷宫，每次的转向或者迂回都是向目标的进发。
    就在这一年，22岁年轻的五七干校党校的副校长选择了考大学。“擅长并不表示喜欢，它仅仅只是表明了自己有这个能力。”石良平回答我为什么放弃仕途发展时这样说。
    直觉告诉我，仕途不是石良平追求的目标，政治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精神寻求的是一种安静，一种境界。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了石良平大半生，而且越来越明晰。
    1977年，石良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学系专业。
    “能上数学系可能只是我的数学分比较高，这都是得益于考前父亲给我的恶补，他数学非常好。”
    父亲又一次在石良平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作用，这让我们感叹。
    在大学的四年间，刻苦好学是大家对他的评价，在这个象牙塔里石良平又重温了以前的经济学书籍，如果说在农村的几年是一种无意识的阅读，那么，重温名著是使他走上经济学家之路的真正开始。

    1981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对经济学人才的需求显得比任何以往的时间都紧迫，在这一年，石良平大学毕业，他和20几个同学被一起分配到上海市统计局工作，这些血液的加入，是统计局青黄不接的人才窘境得以改善，很快他们便进入了角色。
    初到统计局的石良平被分配在综合平衡处从事国民收入核算工作。“我因此有幸较早的接触到国名账户的核算问题”，之所以说是有幸，是因为由此他加入了第一个联合国对我国GDP估算小组，参加了84年在日本的联合国组织的培训，并作为上海的代表负责上海的GDP估算工作。
“历经两年多，我们对中国GDP的数据进行了初步估算，并对1952年以来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推算，构建起了中国GDP的基本架构。”
    也正因此，石良平被称之为中国GDP重构的奠基人，GDP之父。

    尽管用现在的眼光看，选择一个统计指标对一个地区进行考核仍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能够提出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是需要勇气的。也因为有了GDP，服务业价值才开始被承认。
    “中国的GDP，是开放催生的。”石良平说。
    建国以后，我们的统计核算，长期沿用前苏联为首的计划经济国家所推行的MPS体系（物质生产平衡表体系）。它与西方国家沿用的SNA体系（国民账户体系）在核算理念、核算范围、核算方法、核算结果上有很大差异。这种状况造成我们统计数据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的商业贷款也日益增加。由于这些机构按照人均GDP的差异对不同国家实施差别利率，因此必须得到我国的人均GDP数据。但当时我国并不统计，因此就由联合国的专门人员对我国的经济总量进行估算，并依据这些估算确定对我国的贷款利率以及上缴联合国会费的水平。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国家统计局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对我国的GDP进行估算。
    “一切工作都是悄悄进行的，对外公布的经济总量指标依然是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石良平回忆，GDP指标真正引起人们注意是在1984年。
    “GDP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上，还需要提到1984年上海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讨论”，石良平说，“这一年，国务院调查组到上海，对上海第一个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进行审议。为此，上海组织了一次全市范围内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就在这次大讨论中，以及在后来国务院批转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出了放弃工农业总产值，建立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恢复上海中心城市多功能的本来面目。GDP的概念于是开始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一指标正式纳入我国官方统计体系，标志着我国的核算体系开始与国际接轨。
    考核指标以GDP为核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GDP中包含了服务业价值，以这一指标为核心，我国第一次将服务业发展战略提上议事日程；
    而这一切，与石良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也奠定了石良平在我国GDP核算中的经济学之路的开山之作。
    在84年到90年期间，石良平在他的母校读完了硕士博士联读，读硕士是因为从日本回来以后他看到自己的财会方面的不足，而读博士是因为他想在研究方面有所作为。这时候，他已经对行政事务有了一些厌倦。
    那几年，统计学界和经济学界屡屡有了石良平的声音。“我做过很多东西，做过上海的经济发展走势以及经济改革。当时我是比较活跃。”

    2001年，一场关于对中国GDP真实性的怀疑又一次把石良平推到了风云骤起的前台，此时，石良平离开上海统计局已经整整10年了。这一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发表的两篇有关质询中国GDP数据真实性的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文章结论是中国GDP被高估了。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进行大肆炒作，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出于愤怒之情，将这一切与国际上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争论的边界越来越大，而身为华东理工大学石良平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件的发展。
    2002年，当这场争论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石良平发表了“中国的GDP数据是真实的”的署名文章，文章发表后，即刻被英文杂志《peiling  review》全文转载，文论的客观和观点鲜明让罗斯基大为震惊，来信承认自己的结论过于简单和武断。
    一场争论由于石良平的出面而得以平息。
    没有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没有对问题的广泛研究，没有对理论的准确把握，那么这场争论还会继续，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石良平的勇于担当。
    但是罗斯基回信中的话让他又陷入了深深地思索。“他对中国统计数据之间如此矛盾，如此不能衔接感到不可思议，而用这些数据得到的结论去进行重大决策是要出大问题的”。
    “罗斯基的信对我也是一种震撼，一国的统计水平实际上体现了一国的文明水平，要解决罗斯基对我国统计数据的批评必须以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健全我国的法制环境和诚信体系为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要改变统计数据上的困惑是十分困难的。”
    说这些时，石良平表现出了少有的忧心忡忡。因为数据失实的事情还在中国继续上演。而要改变这些仅仅靠一个经济学家的呼吁是不够的。
    但是，思想者的声音可能不合于时，但不会沉默。

    1991年，是石良平生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人生的转向。因为为了上级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不说假话，为了一个廉洁奉公的上司而仗义执言，已经被定为上海统计局局长接班人的他被从单子上抹掉。
    重提那段历史，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
    “但是让我说假话，我一辈子不会舒服的，我为什么要改变自己？”
    诚然，真正的思想者是不计较社会对他们的恩恩怨怨的，他们只认准一条———规律；他们只认准一点———真理。

    愤而从统计局出来的石良平面临人生的选择。
    “我想什么样的职业是能够让我又能够讲话，有能够不受这种窝囊气呢？高校，做老师去。”
    而在这期间，石良平被多家企业和学校邀请，有的外资企业甚至给出了天价的酬劳。
    石良平的导师当时把他所面临的选择总结为三条道路，“第一条红色大道，在政府里面，你年轻且有丰富的经验，外界对你也很认可，挫折只是暂时的，你忍一忍前途还是很好的。第二条道路，就是金黄色道路，去下海去外资企业。第三条黑色道路就是去学校。”
    最后，倔强的石良平还是选择了学校。
    “我内心一种渴望自由，渴望自己作自己愿意作的事情。行政工作和企业杂务都会让我的思想变得麻木，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有的人做事情,有的人思考,这样很好，我不过是选择了思考而已，这样对于我更有意义。”
    思想者，是那些把生命意义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人。他们把精神生活看做是人生唯一永恒的价值，并据此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总是不断的叩问自己的灵魂，并审视和关怀着自身的处境。他们可以放弃世俗的诱惑，却决不放弃精神的追求。
    好一个可爱可敬的石良平。

    在政府的这段经历，使他开始思索政府如何正确的决策，所以来到华东理工的石良平开始把研究方向锁定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
   “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比一个企业的战略失误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如果政策上我们能预测到一些风险，会对整个国家经济有好处，而且那时候中国转型期，需要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理论，还需要更多的碰撞才能把整个思维方式扭转过来，所以我到学校以后，我基本上在做宏观政策、在收入分配、经济波动、预警系统这方面的研究。”
    从91年到97年，石良平收获了在学术界应该有的所有荣誉，副教授、教授、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而且还在独立运作一些国家研究项目。
    2000年以后，石良平的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企业上，开始专注于企业战略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这也是石良平开始关注大众经济的开始。
    2002年，石良平的经济研究开始从宏观中拔身出来，开始把眼光投向更微观的市场，“可能大众经济更值得研究，老百姓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学者必须进行研究的最好案例。而经济学家整天坐在书斋中钻研那些所谓的“牛角尖”式的“高深理论”实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我认为，石良平的眼光向下，实质上是从一个经济学者到一个经济学家的升华。

    从这一年开始，上海乃至全国的报刊上开始有了石良平的林林总总的经济思索，而有石良平参加的解放日报组织的“经济学沙龙——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在当时主要探讨经济热点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不少观点被各级决策机构所吸纳。
    这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这段时光用石良平的话总结为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这之前，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放在感兴趣的非学术活动方面，比如说研究一下桥牌，打一场网球，整理一下自己的邮册或者唱片等等。
    卓越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当他即将入党的时候说：“在我将要经历的生活中，我将始终拒绝在生活和人之中放一册《资本论》。”在这位真正的作家心目中，一切神圣的经典，都不能阻止和妨碍他成为人和过人的生活。
    而石良平在他的生活和人之间放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这并没有阻碍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相反，他的天才的原创力冲破了僵化的桎库而化为精彩的精神大建筑。
2004年，在石良平50岁的时候在华东理工大学校长的再三恳求下他出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
    “作院长真的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在我专业的研究上，我还有很多应该作的事情没有作完。”
    “我已经很厌倦纯粹的行政工作，这次为什么会答应作院长，是因为我们商学院发展比较慢，思路发展不清，科研能力比较差，教师流失比较多，历史给我的一个担子，我必须把它挑起来，我在这个商学院15年，我有责任把商学院带起来，能带到什么程度只能看我自己的能力。”
　  有人说过，先驱者的卓越品格就在于，明知人生是如此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但还是要去完成该做的事。一个健全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应该脱离实际和逃避现实的，因而终归面临着如何处理理想与实际的关系。
    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在大我与小我之间，石良平选择了，他也放弃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人生的最后会选择一个比较清淡的生活，可能是因为我太向往自由了。”石良平最后说。

     对于石良平来说，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一种独语，一种解脱
     一种体验，一种拒绝，一种排斥
     一种不顺从驾驭与支配的反叛
     一种不理会权力控制与官僚姿态的尊严
     一种不在乎升沉荣枯的孤绝
     而且还是一种能够管好自己、可对自己发出责任命令的自觉。
     这就是思想着的石良平。

    “我如果能够有机会安静下来，我的愿望是好好写一本我认为是巨著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把思想留下来，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认为这是最崇高的。——石良平